新京报：现在的情况要好很多了吧？

　　周晔：那是的。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证明了一点，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让他去做普通教育，绝对没问题。但是从事普通教育的人让他转行做特殊教育，就不见得能行。

　　工作压力很大，学生教会自己如何做老师

　　新京报：你在做政协委员的时候提过特殊教育老师的待遇问题，你们现在的待遇怎么样？

　　周晔：现在特教老师的待遇确实不高。我从事特教工作24年，我的补贴是每月304块。从事特教10年的一个老师，每月补贴只有160块。

　　新京报：干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待特教这个行业？

　　周晔：特殊教育老师面对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同普通老师是不一样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个体化的学生，每个人的残障程度都不一样。而且，特教老师没有值得炫耀的桃李回报。我们看不到一个孩子从稚嫩的儿童成为国家的理想人才。残障的儿童有时行为异常，有一些不受意志控制的攻击性行为。我们有的学校老师就被抓伤过，只能默默忍耐。很多孩子发声不正常，长期在孩子们语音噪音的侵袭下，老师处于一种焦躁状态。

　　新京报：你有过这样的状态吗？

　　周晔：当然会有。教孩子一个简单的字母发音，有时需要一周甚至一个月，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发不出来。孩子们因为自己生理基础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但是付出那么多努力，还是会有情绪。为了让孩子们学会一个字母，我们只能调动一切方法和手段。发不出“a”这个音，我们就让孩子一只手摸着我的胸口，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胸口，通过触觉来感知。看着我的口型，再用小镜子来看自己的口型。“h”这个音，孩子们总是出不来气流，我就让他们去操场上跑步，跑得呼呼喘气，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气流。

　　新京报：你是怎么来克服这种情绪的？

　　周晔：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学生教会了我如何做事。我有一个学生，学“G”这个音，快一个月了也学不会。后来我自己都放弃了，我觉得她一辈子也学不会了。结果这个孩子还是每天一有空就拿着G的卡片来找我。我问她你怎么还来，她就眨眨眼睛，眼睛里那份渴望让人觉得特别心疼。后来，她终于学会了。那天，她的哥哥和爷爷来接她。她站在哥哥面前生硬的叫了一声“哥哥”。当时，祖孙三人抱头痛哭。那一刻，我真正了解了作为一个特教老师的责任。

　　新京报：听说你也是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手语主持人？

　　周晔：对，每周都会有半个小时，这是为了推广中国手语。作一个手语主持人，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我可以为有听力障碍者做的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了，面向了更大的群体。

　　新京报：手语主持是不是也表明整个社会对残疾人士的尊重？

　　周晔：对，这是新闻媒体对残疾人的尊重。这些年盲道也好，残疾人通道也好，各种措施都在做。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残疾人不敢出门，也不愿出门。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受到伤害，受到障碍，这些还需要完善。

　　认为政府应为智障儿童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十七大上提一些关于残疾人的建议？

　　周晔：会有。其中之一，就是智障孩子的就业问题，重度智障人的养老问题。我认为，应该拿出有效的资金、团体的捐赠，建立更多的福利工厂，让轻度和中度的智障人士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重度智障人应该有福利的托老所。残疾不是他们的责任。中国有智障的孩子，家庭就面临着巨大的包袱，我觉得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新京报：就业的问题现在是个热点，能谈得更具体一些吗？

　　周晔：目前，残疾人就业很不乐观。比如，盲人除了按摩，还能找到其他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残疾人就业方面，政府应该想更多的办法。能让残疾人找到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能感受到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做人的尊严。我曾经配合公安机关给一些聋人的盗窃团伙做过手语翻译。每次看到这些聋哑人，心里很难受，如果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不会走上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