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个中原因，方红告诉记者：“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没有归属感，在健听人的世界中，他们无人沟通，在学校里他们接受的都是正面的教育，而进入社会之后，冲击太大了。此外，在普通学校存在‘5+2=0’的现象在聋生身上更加明显。”
    除社会对聋生的包容度不够之外，一些企业在聘用聋生时的“势利”举措，也让很多聋生在就业求职方面屡遭碰壁。近年来，随着各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管理办法”的纷纷出台，部分企业开始在缴纳保障金之前的一段时间频繁和聋校联系，希望能得到聋校学生。比如《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管理办法》就规定：北京市各类用人单位，均应按照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7％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单位，应按实际差额人数和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6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谭永定主任告诉记者：“每当遇到‘求才心切’的企业，我们总会留个心眼，对他们进行反复考察，提出签订长约，给学生上三险等条件，以试其是否是为了打政策擦边球。”
与此同时，聋校内部职业教育的发展也遇到不可回避的问题。董存良主任告诉记者，聋校一般学生数量较少，开展职业教育成本较高。“聋生的培养经费本身就高于普通学生，而且聋生家庭因为早期看病等原因，家境普遍一般。因此，学校在职业教育的设备维护和更新上成本很高。”他说。
    职业教育师资问题也是困扰聋校已久的问题，据记者了解，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聋校将学校教师派出去学习相应技能取得资格证书之后再返回学校给学生上课。“职业教育目前最关键的是和市场的联动与接轨，而我们的师资力量总是处于滞后状态，这将是聋校职业教育的制肘所在。”方红对记者说。
     面对聋校职业教育的困境，董存良认为有三条途径也许会是破局之法。他告诉记者：“首先，政府要依法投入，聋校职业教育应该纳入中职教育序列，目前完全依靠学校个体投入，困难重重。其次，在聋校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上也应该尽快明晰。目前，特殊教育属于基础教育职能部门分管，而特殊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并没有细化到职业教育职能部门管理体系中，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管理不畅。最后是聋校职业教育要尽可能和市场接轨，政府也应该在聋人就业、创业上有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