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之时，便以战略家所特有的远见，将眼光投向了教育。在急剧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对未来负责的政治家必然关注教育，而从战略家的广阔视野中关注教育，则必然关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未来。小平同志提出的 “三个面向”，核心是面向未来。“把发展教育的参照系由现实转向未来，这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大战略转变。这一转变势必要求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教学内容和手段方法等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规范转换” ，所有这一切，显然都离不开科学的未来教育观指导。
未来研究中的三种声音
人类思想舞台上对未来的想象和预测由来已久，所反映出的未来观也千差万别，有的憧憬未来，有的恐惧未来，形成多姿多彩的未来观。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的未来观发展成为系统化的各派未来学理论，并由此引发出当今未来研究中旷日持久的文化纷争。二十世纪后半叶未来学研究在全球的广泛开展，不仅是社会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向前发展之客观要求，而且是人类预测和创造未来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之鲜明标志！
然而，人类对未来的研究、预测和把握，要比对现实或历史的研究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难度。当代未来学家之见解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始终存在着三种不同声音的论争：
第一种是乐观派，他们强调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并将其发展的前景看作是无限广阔的。这种观点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但近年来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市场逐渐减小；
第二种是悲观派，他们对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社会病”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与全方位的批判，其代表作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震荡了整个世界的报告《增长的极限》，20多年又过去了，这种未来研究中的悲怆曲调不仅有增无减，而且对社会心理的震撼越来越广泛、强烈；
第三派主张运用辨证思维研究和把握未来，这种未来观既反对盲目乐观的唯意志论，又反对一味悲观的宿命论，而主张积极地面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与曲折，在矛盾的不断解决和不断深化中，自信地开创充满更加复杂矛盾运动的人类未来，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教育是人类选择与创造未来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神经系统”，是该民族继承传统、开创未来的纽带与桥梁。在科技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类不仅需要预测可能出现的未来，而且要努力创造更加符合人类需要的未来。在这种积极的未来建设中，教育将大有可为。
当代有远见的战略家们不仅期望教育满足个体与社会的现实需求，而且希望教育能参与解决当前与未来困扰人类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培养出能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代新人。如果说今天人们的生活空间已经打破了区域性的界限而走向世界，那么教育当然要培养广泛的全球意识；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单纯靠经济、政治、科技均难以打破这种现实的困境，那么，一种可能的选择在于首先从教育领域打破这种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当前许多国家已在学校中开设出一系列未来学课程，传播和塑造新世纪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适应未来社会的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许多有远见的国际组织和国家领导人都将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作为解决当今世界性问题、创造世界未来新格局的一项战略选择。
未来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人类创造的。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未来又是可以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地预测和把握教育的未来正是为了创造和选择更符合人类理想和需要的教育世界的未来。教育不仅创造着自身的未来，而且孕育着未来世界的创造者，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对未来的选择与创造中，教育负有特殊而重大的使命。今日教育塑造出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明日世界的风貌。可见，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在于通过对未来社会创造者的培养而架设起由现实通向未来的桥梁，这正是教育对未来社会的选择功能。因而，当今世界的教育改革应被看作现代人参与未来社会选择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只有用这种崭新的教育价值观念武装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才能从思想路线的深层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
